LP终于正式出院了。首先感谢这大半年来关心、帮助我们的所有人。

5个月前，我开启了《内胚窦瘤》系列，打算记录自己所经历的点点滴滴，“供我们有机会时回顾，也供后来人参考”。

不过，种种原因，导致这个系列只写了少数几篇，虎头蛇尾的样子。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，执行力不够啊。

我最近列了一个表格，记录了这大半年来的主要事件。该表格作为本系列的一个结尾吧。当然，以后有空时，也许我还会给本系列补充一些内容。内胚窦瘤治疗记录（PDF版）

现在回顾，总的来说，整个过程还算比较顺利的。

很多人都觉得深圳的医疗水平不行。从本次的经历来看，我觉得，深圳的医疗水平与广州相比是有一些差距，但是，比广东省其他城市的医疗水平好多了。我们在广州住院期间，遇到不少其他城市过来的，一部分人被误诊，被延误甚至误手术了（导致其中一位病人不得不在7天之内做了第二次手术）。但是，深圳的医院没有误诊我LP，也没有延误，深圳医院在B超复查结果一出来，就建议我们立刻住院了。甚至，在手术之前，就诊出了肿瘤的名称。

第一次手术（2011年11月11日），是在深圳做的。这个手术相对来说，也是比较顺利的：顺利地从怀孕7个月的孕妇肚子里切出一个最大直径20厘米的肿瘤，而胎儿顺利地保留在肚子里；整个手术出血量大约100毫升，因此不需要输血。不过，有点不幸的是，肿瘤薄膜有2厘米的破损口，导致有100毫升左右的腹水。这一点，很让我们担心。

第二次手术（2011年12月27日），是在广州做的。这个手术也很顺利，虽然耗时较长。这个手术带来一个好消息：未发现肿瘤转移。

第二次手术之前，我们为孩子的事情，纠结了很久。在这个期间，我和一个学医的朋友在医学数据库进行很多了的检索，发现有记载的，只有几十个孕妇有过这种肿瘤。这些孕妇中，有的先引产后治疗，有的在治疗过程中流产，有的在治疗过程中剖腹产。治疗过程中剖腹产的案例中，大部分小孩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有少量小孩有问题。问题是，样本量实在太少。

在孕妇区住院期间，我们也遇到了不少产前的夫妇。大部分家庭都有这种那种不幸，但是，这些夫妇大部分都很努力地想要小孩，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我们（从概率学而言，我们的情况，产生健康小孩的概率比他们大）。

最后，我们决定听上天的：通过抛硬币决定。我们抛了3次，3次都显示要这个小孩。正如《大话西游》所言，上天最大，于是，我们决定听上天的安排。

在纠结的那段时间里，我还在网上看到了比利时鲁汶大学附属医院Frederic Amant透露他的一个调查观点：早产比化疗更影响胎儿。我急忙与Frederic联系，他在Email中，重申他的观点：The main message of our study (that soon will be published in Lancet Oncology) is that children suffer more from prematurity than chemotherapy.

一个在比利时生活的朋友说，鲁汶大学的附属医院（UZ Leuven），属于科研型的医院，实力很强的。于是，我倾向于相信Frederic的调查结果。于是，我们甚至考虑过，在第二次化疗后，让小孩足月后再生产（避免早产）。不过，产科的医生和妇科的肿瘤医生都不太建议那样做。于是，就按计划，我们在34周左右进行剖腹产（也就是第二次手术）。

BTW，产科的医生的理由是：化疗的骨髓抑制效果需要3周以上才缓解。第二次化疗后，就35周了，随时有提前生产的可能。如果小孩出生的时间在化疗后3周以内，可能有骨髓移植，风险很高。

Federic Amant 的论文最终于2012年2月份发表在The Lancet Oncology，其文中也提到类似的观点：

To allow the bone marrow to recover and to minimise the risk of maternal and fetal sepsis and haemorrhage, delivery should be planned at least 3 weeks after the last cycle of chemotherapy, and chemotherapy should not be given after 35 weeks since spontaneous labour becomes more probable.

Frederic Amant 的论文，目前是收费的。对此论文感兴趣的朋友，请自行购买，或者联系我借阅~

再，Frederic所进行的为时5年的研究中，仅有效追踪了68名小孩（毕竟，案例少）。以后如果有人想进行类似的研究，我会考虑配合。

恶性肿瘤的治疗与巩固是长期的过程。

鉴于孕妇患内胚窦瘤（学名：卵黄囊瘤）的病例实在有限（全球有报道的，也就几十例），我决定在有空时，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，供我们有机会时回顾，也供后来人参考。

11月9日，星期三，上午，医生跟我们谈话，说，估计恶性肿瘤的可能性较大，需要尽快手术。并说，家属明天早上一定要过来。医生说“你俩都太年轻，承受不了的，一定要家长过来”。

说实话，那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天要塌下来了。我好希望有个人过来，让我依靠一下，哪怕拥抱一下也好。

即使这个肿瘤是恶性的，手术的风险也很大：从接近28孕周的孕妇肚子里挖出一个十几厘米大的肿瘤，不管是对胎儿还是大人，都是很危险的事情。

我俩的情绪都很低落。那个小生命，23个星期前就在B超中显示心跳了，10个星期前就在肚子里面动了。如果真的这么没了，我俩无法不难过。

谈话时，医生提到：这种案例，不说中国，在全球来说，也很罕见。

我被吓到了，赶紧问，这么罕见的病例，有没有必要请有关的专家过来会诊？

医生很果断地说，没有这个必要。——事后，我觉得我那句话把医生惹火了。总之，后来我与这位医生的沟通一直不太顺，这是我们后来转院治疗的一个原因。

我接着又问医生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。——总之，当时的我，既是信任医生，又不太信任医生，同时也希望医生能够给我希望。也许，这句话也对后来我与医生的沟通产生了不良影响。

医生说以前做过很多这样的手术。

貌似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，当时我以为医生是通过谎言让我们有信心。后来，我才明白，这两种说法，并不是完全矛盾的。首先，孕妇患这种肿瘤的案例的确很少，我后来查国外文献，只查到二三十篇，且每篇都提到，最近二三十年来，有记载的案例也就二三十起。其次，这种肿瘤在非孕妇身上，不算特别罕见。

11月10日，家里人来了。大家都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，但是，在增长迅速的肿瘤面前，大家都选择听了医生的建议：尽快手术；采用左附件切除，而不是肿瘤减灭术。

我当时既不了解这个肿瘤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左附件切除，也不知道什么是肿瘤减灭术。

11月11日，手术开始了。我们在手术室外等候。一个多小时，医生让我看了切出来的肿瘤，挺大的一块，看起来有点像猪肝。我问：大人和小孩都没事吧？医生说大人现在没事。医生只提到大人没有提小孩，让我担心了好久。直到一个小时后，老婆被推出手术室时说宝宝还在肚子里，我才安下心了。——事后，老婆根本想不起来对我说这句话，也根本不记得被推出手术室的任何情景。

医生让我看肿瘤时，说手术很及时，再不手术的话，肿瘤就要破了。这话让我以为肿瘤没有破裂，让我稍微舒了一口气。但是，后来，另一个医生说，肿瘤的包膜已破裂，这让我的心又悬起来了。

就这样，手术这一关就过去了。这一次手术，留下了一道纵向的17cm~18cm的切口。——当时，我们并不知道，还需要第二次手术的（肿瘤减灭术逃不掉的）。因为，左附件切除，只是把肿瘤及其所粘连的左侧卵巢切除。而肿瘤减灭术，还需要进行淋巴结清扫、大网膜切除、甚至切除另一侧的卵巢以及子宫等。

后来，我问老婆，如果早知如此，你还愿意选择左附件切除术而不是肿瘤减灭术吗？老婆说，还是做一样的选择，毕竟，想给孩子一个机会。

母爱真伟大。